目前的战争很容易让人想起二十年前曾经在中国思想界进行过的一场辩论，即，为何前苏东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似乎不如中国成功，造成了极大阵痛？俄国从苏联刚解体时集体欢呼自由万岁，到后来大批民众怀念苏联且极端民族主义迅速崛起，以至于今天发动战争，就与市场化改革所伴随的严重经济困难非常相关。这类事情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例如纳粹上台就和大萧条对德国经济的毁灭性打击有很大联系。
当时参加争论的有自由派和新左派两个阵营。自由派代表人物秦晖老师所做的解释在我看来最有说服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今。他的说法是，这一点并不是因为很多西方学者所认定的中国渐进而苏东激进，他很正确的指出中国的国企改革显然比苏东的做法还要激进。他认为，真实原因是另外两个，可概括为：
- 双方改革起点不同。改革之前的状态，中国比苏东要恶劣得多——农村的状况尤其如此。所以中国没有什么可失去的，稍微合理化就能比以前的状态有很大进步。而苏东之前的水平还勉强可以，所以很容易搞得连之前都不如。
- 苏东民主化了，所以办事要协商各方利益，谁也不能轻易牺牲，而改革一定要大规模触及既有利益，这样就很难做，“交易成本”太高。中国没有这个顾虑，快刀斩乱麻，反而容易成功。
（参见：http://m.aisixiang.com/data/56708.html）
过了这么些年回头再看，第一点是非常正确的，也是开创性的，极大的改进了我们对有关问题的认识。而第二点却值得商榷。某种意义上讲，秦老的第二点认识和当时官方对国企改制问题看法有类似之处。当时官方认识是，国企有严重问题，就像个夏天太阳底下迅速融化的冰棍，再不进行所有权结构改革整个就没了。所以只能“效益优先于公平”，“不争论”，所有权直接给厂长，职工下岗了就好。下岗大潮席卷全国时，来自重灾区东北的著名小品演员黄宏在1999年春晚节目“打气”中，说出了“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的豪言壮语，让人瞠目结舌。
按照我的理解，秦老一定程度上同意中国式做法有眼前作用，但强调指出，这种做法忽视公正，长远来看对国家有极大政治风险。正因此如此，他认为将来中国该实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来补偿当年国企改革中不公正的再分配。同样的，他认为前苏东国家确实因为改革中的民主博弈付出了代价，但好处是程序上的公正降低了长远隐患。
回头再看，秦老对中国国企改制其实比前苏东更加“激进”且更少考虑公正问题的指出和批判非常正确。但要说当年前苏东是因为这件事情导致了改革阵痛，未必是事实。比如，俄罗斯的各种私有化政策，包括全面取消价格管制，私有化债券发行，国有资本“股权换贷款”，都很一夜之间，而且没有经过什么民主程序，靠的大多是总统令而绕过了杜马。叶利钦和杜马的矛盾（最后导致了炮轰议会）很大部分就是从这里来的。而其他国家如捷克在民主程序方面完整一些，但事情做的也很迅速，并没在议会遇到什么阻碍。一个原因是当时人们对私有化的难度估计过低，对前景过于乐观。
那么中国的情况为何相对较好呢？完全可以通过将秦老讲的第一点即“中国起点不同”继续深入得到解答。
单说国企改革本身，中国的做法同样也造成了极大规模的问题。很可惜，当年互联网远没有今天发达，所以未形成关于下岗工人状况的集体记忆——但也不是完全无记忆，例如沈阳籍青年作家郑执有关“无处安放的灵魂”的著名讲座，就大量涉及当时的情况。
但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
- 改革前中国工业化程度远低于苏东，国企雇佣人口比例低得多。所以国企改革，对全社会影响远远小于苏东。
- 改革前中国城市化水平低，所以涉及最大比例人口的改革是农村改革。农村改革难度远低于国企，均分土地即可——但你没法把国企的各种机器设备拆了“均分”，而需要进行抽象的所有制改革，难度天上地下。这项改革已经在80年代进行且效果相当正面，提供了容纳国企改革问题的政治空间。
- 或许最重要的，经过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国的私企/外企已经有了极大发展，从文革时的各种黑市，到三分天下有其一，再到三分天下有其二，且在与国企改革同时发生的入世事件后获得规模更大得多的发展。最终国企改制造成的震荡，很大程度被私企发展所吸纳。比如东北下岗职工大批来到私企/外企高度发达的广东、海南等地区又找到了饭碗。
这些因素对中国构成了无可估量的保护作用：俄罗斯或是捷克这样的国家早就高度城市化工业化，几乎所有人口都靠国企吃饭。一旦国企改革出现问题，马上就是天崩地裂灭顶之灾。注意，这里远不仅仅是一个比例问题——即中国国企比例小所以改革造成的问题也成比例的小，而是有一个连锁反应问题。
要理解这点，可以设想，假如苏东也搞了中国式“效益优先于公平”的改革（秦老称之为“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各企业都快刀斩乱麻的交给管理层，且任意解雇工人，是不是就真的可以避免短期阵痛（先不管长期如何）了呢？乍一想好像是，毕竟一个企业这么一搞，冗员迅速移除，管理者占了大锅饭也有了动力对不对？但这只是一个幻觉，也是当年流行的所谓“供给侧经济学”的一个经典误解。
问题很简单：一个企业如此改革之后，假定效率提升产量大增，那么产品卖给谁？答案只能是卖给其他国民，那么其他国民的购买力从何而来？因为他们在别的企业上班拿工资？哦对不起，别的企业也都进行了类似改革，所以这些工人大部分也都下岗，没有钱来购买产品！供给侧经济学的逻辑只能用在局部一家企业，一旦全社会都照此办理，就竹篮打水一场空。非但如此，还会立刻发生连锁反应：正因为各企业均在解雇工人，全社会需求量严重降低，企业产品卖不出去，就必须解雇更多工人，全社会需求量进一步降低，如此循环，直到经济完全崩溃。这样的悲剧，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开始就发生过多次，大萧条是最经典的例子。
俄国90年代初的通胀失控就和此事有关。在92年1月一刀切放开所有价格管制后，很多企业的商品无法按原价卖出，因此也不能继续发放工人工资。这些企业采取的办法是，继续生产，产品放在库存，工人工资或者靠互相借贷，或者通过将以前企业存下的外汇兑换成卢布发放解决。于是有大批企业向俄国央行兑换卢布。按原先计划，俄央行此时该实行紧缩政策防通胀，但这样一来显然会造成极大规模的工人失业。走投无路之下，只好增加卢布发放以解燃眉之急，于是瞬间点燃了恶性通胀。
而中国因为前面所述的条件/运气，避免了下岗潮造成连锁反应式的灾难性局面。只是，这和中国国企改革本身搞得好，是完全两件事。
中国另有一个很大的运气：港澳台因为历史原因早就实行了市场经济并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这些地区又和中国大陆有同样的语言文化，因此在中国大陆需要外部资本时可以非常方便的大量输入。前苏东国家唯一拥有类似条件的只有东德。如果没有港澳尤其是台湾，中国大陆的改革难度会大得多。这一点很值得思索。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是“渐进”也是对的。这不是指国企改制这一项改革而言，而是指整个国家所做的整体改革：80年代先是进行了农村土地改革，然后一定程度上放开私企发展/引入外资。然后在98年入世前后才大规模进行国企改革。苏东没法如此操作：早就城市化工业化了，如何从农村改革开始呢？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改开以前的几次政治混乱（如文革，大跃进）也让中国因祸得福了：要是“四个现代化”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实现了，以后再要改成市场经济就难比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