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23日，天气晴。上午买菜做饭爬山。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两天有点郁闷。随手写点东西解闷。
前一阵子因为读俄国小说的缘故，顺带着看了点俄国历史，主要是旧俄，书的方面包括《剑桥简明俄国史》和金雁老师的《倒转红轮》等，然后针对具体问题查找资料若干。我的一个观感是，和斯拉夫神秘主义那种弥赛亚式神圣俄国历史观所说的相反，俄国历史其实比较容易理解。在于，比起西欧国家，旧俄的社会构成相对简单，高度单一，缺乏多元化，缺乏中间阶层，缺乏市民阶层。总的来说就是沙皇、贵族、僧侣、农奴，或者再加上哥萨克。缺乏中间阶层的直接后果是渐进改革没有可能。整个社会要么纹丝不动，要么天崩地裂同归于尽——而最终确实是这种结果。
至于俄罗斯“战斗民族”这个说法，要说有什么根据，肯定不是指俄国军队的战斗力而言，而是指，比起普鲁士，俄罗斯在野蛮方面，实在是大大超过。在沙俄扩张的很长的一个时段内，甚至不能说“一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干脆这个国家就是那支军队，俄罗斯是字面意义上的军国。俄国的农奴制正是在相对晚近的时期为了军队的需要而执行——没有钱发给贵族军人干脆就把所有农民变成奴隶赏给你们！
于此对应的，俄国属于金雁老师说的领土型国家（相对于西欧的城市型国家），歇斯底里一般的不断扩张来防守自己领土。举个例子，直到晚期，帝俄的文化生活并不像西欧一样围绕城市展开，甚至没有城市书店这类文化设施。贵族为主的知识阶层分散在各处。所以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都不是成书出版，而是在杂志月刊上连载两年。这类月刊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薄薄小册子，而是每期一大厚本，里面各种内容天文地理无所不包，通过帝国邮路送给分散在广袤土地上各处庄园的贵族地主。
所有社会都有结构性问题，但旧俄的结构性问题则是完全不同的层次。其他社会或许可以说问题复杂，好像求解复杂的多元高次方程组，难于下手，但总觉得还应该是有解的。而俄国问题则形式比较简单——可惜一看就知道无解，就好像x = x + 1 这种。
这大概才是为什么旧俄贵族知识界会有那种弥赛亚式的神秘主义，甚至到了可笑的程度，比如什么俄国拿血肉之躯阻挡蒙古所以最后拥有了不同的特性之类的神话，这些都是为了自我欺骗和自我安慰罢了，谁能承受干净又无聊的绝望？ x = x + 1明显无解？不不不，你没有信仰，没有俄罗斯精神，肉眼凡胎所以看不出这个貌似简单的方程背后的神秘性。。。
我搞不清楚为何金雁老师在《倒转红轮》里面对于贵族知识分子或者别尔嘉耶夫这类路标派白俄遗老的评价那么高，又对别车杜这类左派民粹主义分子评价那么低，甚至分析起作为僧侣子弟如何因为生活困苦不如贵族养尊处优所以才激发出了各种精神变态云云。好像正是这帮民粹分子的激进不妥协才造成了整个俄国社会思想的极端化最后毁灭一切的。而实际上我看在这件事情上，明显沙皇和贵族阶层的责任要大得多——他们是唯一有机会发挥主动性进行自上而下改革，真正缓解俄国结构性问题的。但机会都被浪费掉了——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农奴制改革在贵族的阻挠下几乎变成了农民净身出户，甚至还欠了债，从农奴变债奴。
而民粹派不管是不是激进，他们本身根本没有那么大能量改变什么，矛盾真正爆发的时候有关阶层顺手选择了他们作为自己的语言而已。比如秦晖老师曾哀叹1905年革命时立宪派首领米留科夫拒绝和维特合作错失良机，把这当作知识分子过分激进葬送渐进改革的例子。但在那个时刻，加邦神父请愿事件后，俄国社会矛盾已经集中爆发——古老的帝俄制度抗不过仅仅制造出15%的产业工人阶级的工业化，成了walking dead，剩下几年无非苟延残喘。那时要是立宪派真的和维特合作，会造成的结果只是自己立刻被抛弃，而不是秦老设想的那种使全社会恢复理性的美好状态。
再经过斯托雷平的短暂续命到十月革命前，可以说沙俄制度已经到达“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境地：你明知旧制度垮台后会有天大灾难，都没有兴趣再保他。金雁老师讲过布尔什维克怎么靠出卖民族国家的奥步篡权的详细，这一方面是真的，但另一方面只是气愤共党太狡诈似乎又没太抓住重点，就好像一个火星落到浇满汽油的干柴上，只是捶胸顿足的抱怨为何会冒出一粒火星一样。
应该问的是，为何当时就凭布尔什维克苏维埃的一句口炮，千百万俄军士兵就能倒转枪口夺权绑架指挥官要求立刻回家分地呢？俄国士兵这么不“爱国”，也是民粹派的煽动？贵族和这件事没有什么关系吗？
其实从大文豪托尔斯泰的一个例子就能看出端倪。秦晖老师曾经把托尔斯泰作为好地主的例子讲过故事，说是托翁曾自行解放农奴，可惜农奴不愿意走，有的被解放后因为经营不善反而破产，觉得还是被托翁照顾更好。可是我仔细查找资料，也没法证实这个故事。我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年轻时托翁确实想要解放农奴，但农奴闻言后哈哈大笑曰：可以，但您得把土地也都给我们，否则您就是忽悠。结果可想而知。托翁在给朋友的信中不无气愤的说：真这样我就连一件衬衫都不剩了，但这在农民看来非常自然。
这还真没说错，一件奇怪的事情是，与中国农民不同，俄国农民有着非常强烈的地权意识。他们同意，作为农奴，自己的人身属于老爷，但他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属于自己（至少是公社）！我觉得这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走了不同路径的核心原因。
所以到了帝俄末日之时，代表贵族和沙皇的国家负农民实在太多，早就丧失了要求农民为这个国家而战的任何道义基础。列宁一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非但不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反而一呼百应揭竿而起。
一个世纪后，人类再次进入乱世的关口，回忆这段旧事，也谈不上有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