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妇女节，发一篇之前的思考。其实笔者本人摆脱直男癌，接受女权主义理论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日后会就此话题，再写一写自己的经历。
对这样的现象我们已经屡见不鲜：网络上一些比较著名的，中国语境中通常意义上的自由派人士（和美国语境中的”liberal”是不同概念，这些人大部分其实相信美式保守主义，为行文简便，以下”自由派“均指大陆版本的自由派），有的人甚至可能还有过一些令人佩服的公共行为，但是一涉及女性，女权话题，就成了不折不扣的直男癌。有的人出口成脏，面对女性嘴上不挂着生殖器语言就不会说话；有的直接了当拒绝承认“女权”概念，对女性平权，反歧视努力（例如同工同酬）嗤之以鼻；还有的大言不惭的要求女权主义者暂缓抗争，先帮着男人们实现他们的民主大业再说。
最糟糕的是，这些人虽然偶尔承认中国女性存在受到性别歧视问题，但对于欧美的女权主义运动尤其反感，斥之为无病呻吟，没事儿找事儿的”政治正确“。很多干脆直接放弃了尊严和体面，对特朗普这类公开侮辱女性者当选总统拍手叫好，和西方极右派，法西斯同流合污。
看到这类景象，我们不得不对现实有个客观的估计。即，中国大陆自由派人士大部分不理解，也不支持女权主义。而近期随着女性维权越来越多的进入视野，在网上也常看见讨论：为何如此？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首先该问的是，我们为何觉得这是问题，或者说，为何我们会以为，大陆自由派天然会支持，至少是偏向女权主义。
我们或许以为，自由派追求的是自由民主，反对的是极权主义制度对人的压迫。而女权主义反对对妇女的压迫，所以二者是天然的盟友。
并非如此。虽然女权主义者当然也会关注极权制度对妇女的压迫，但其核心话题并不在此，而在于社会文化和权力结构对女性的压迫。在这里，和（大陆）自由派的分歧就出现了。
自由派一般不认为文化/权力结构构成压迫，正相反，因目前他们的理论资源多来自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英美保守主义，他们多认定如果没有极权制度，建立了自由民主，则通过“自愿”达成社会契约，或者-“自发形成的秩序”，就一定是正义的-其正义性刚好来自“自愿”。
既然无人强迫，那肯定代表了各方自己最认同的安排，知识分子又有什么权力去指指点点，代替利益当事人思考呢？
这是问题关键所在。他们的误区在于，所有的自愿，都是在目前的条件约束下权衡利弊得到的自愿。如果有关约束/社会结构改变，就可能出现新的自愿。我们对妇女决策本身应该尊重，但不代表同时不该审视相关的社会结构合理性。
举个例子，拿美国来说，个人所得税基于家庭而非个人。同样的收入，如果是家庭报税，税率比个人报税低很多。对于中产阶级，同样的收入，单身汉一成家，找个全职太太，税率当即大大下降，再生几个孩子，还能再进一步获得退税。而单身女性找个收入不错的老公生几个孩子，不用工作，为家庭省税就能省下一大笔。
但反过来，假如家庭妇女想要出门找个工作，经济上会相当不合算。因为一开始她们的工资比自己先生低很多，倒要承担相当高的边际税率，再加上得另外请人照看孩子，一来一去，经济上甚至可能受损。在这种税制现实下当然大量妇女会“自愿”选择在家带孩子。
但如果将税制改为基于个人而非基于家庭，约束变了，妇女的“自愿”就会变化，妇女就会更有动力选择出门工作。
但即使是民主社会由投票决定税制，要改革也很困难。因为任何改革，一定会有潜在赢家和输家，而一般而言，面临现实利益受损的输家和只是将来可能得利的赢家政治动力远远不一样，哪怕赢家占多数，也很难改变。
不过也可以质疑，为什么不能男人带孩子女人去工作？另外难道说女人带孩子就不如出门上班有价值？是否女权主义者已经预设这一立场？
首先这里存在一个起点和路径依赖问题。在家带孩子的并非一半女性一半男性。现实是，传统上女性是一开始在家带孩子，闯荡职场面临各种困难的一方。这种税制在语言上可以性别中立的，但影响到的是当下的弱势一方——女性。这种制度固化了目前女性较低的社会地位，为女性进步造成障碍。
而在家带孩子和外出工作的高低贵贱的价值评判，则根本不是问题所在。不管在家带孩子有多高贵，不利的社会结构降低的是女性的选择机会和她们在家庭中的经济权利。如果她离开丈夫，那就无法养活自己，所以丈夫出轨，家暴她们更可能会敢怒不敢言。这不是什么女权主义者拍脑袋得到的预设，是对现实的诚实评估。
再举个例子。很多高薪行业，传统上由男性主导，例如编程员。这些行业并非女性缺乏体力而不能做，但现状是，行业内常具有明显对女性不友好的气氛（比如性骚扰），以及各种文化偏见（女性不适合编程，感性有余，逻辑不足，等等），使得女性进入明显面临压力，缺乏勇气。在这种前提下，自然会有更多女性“自愿”选择不去当编程员，而进入其他传统认定女性“适合”的行业。但这一结果又反过来成为证据进一步加强了有关文化偏见。
而女权主义正是提出这类制度/文化性的结构问题，提出来大家理解了问题存在性，才可能做些改变。比如税收制度能否改革，公司能否对员工进行反性骚扰方面的培训从而对女性更友好。等等。
这些社会权力结构问题，往往是大陆自由派的盲区。即便提出，他们很多人会拿出市场经济万能论来搪塞。他们认定，比如说，即便真的存在对于妇女的歧视，歧视者会承受有关代价（例如，明明有高水平女性编程员但不用），会逐渐被市场淘汰，事情就解决了。
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比如前面说过的美国税制问题明显不可能通过这种思路解决。而就算是看似符合这种思路的女性编程员问题，也并不那么简单。因为雇员不是机器，如果男性雇员带有明显的对女性歧视，有能力的女性被雇用后，很可能反而会恶化办公室气氛，影响合作，尤其是女性被提拔为领导之后。这种后果常常会让企业主感觉得不偿失。而要缓解这类问题，让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真的发挥作用，反而要先有女权主义的工作造成观念改变。
其实说起市场万能论和女权主义，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最显然的问题就是，无论市场如何配置资源，生育后代还是要由女性完成。目前，女性的生育几乎是免费劳动。请问，如果按市场原则，要让一名男性承受同种的生育痛苦，耽误同样多的时间和职业机会，需要出多少金钱？而女性就在社会文化要求下免费承担了这一义务。她们也只好“自愿”，不自愿又能怎样？能让男人生孩子吗？这一男女生理不对称可以产生强大的，对妇女不利的社会结构-甚至可能是一切这类社会结构的根源。比如-职业妇女在事业高峰期必须离开进行生产，影响事业发展，更难取得成功，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对妇女的偏见。
要减缓这样的问题，需要设立由公共税金支付的带薪产假（而不是由雇主支付），并实行男性修产假制度。很明显这类制度并不符合完全的，纯粹的，铅笔社式的自由市场原则。但又如何呢？
坦白的说，我对于目前的大陆自由派接受女权主义的前景不甚乐观。保守主义思想影响还将继续很长时间，不少人明显已经走火入魔。女权主义有希望说服他们的方式大概和说服普通民众的方式一样，即不断利用各种有关公共事件坚持用大众所能理解的方式讲述和推广常识，以致于某一天改变社会的共识。这会是缓慢和艰苦的过程，说实话还未必成功。但我们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