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向各位朋友问个好，说说我的近况。最近有好几个月没写什么东西，是因为在设法换工作。本人年纪不轻，本事不大，自然挑战不小。好在几个月的努力和老同学帮忙推荐后，被旧金山湾区一家公司录用。虽然离开了生活过多年的纽约，跨越整个美国从东岸来到西岸，但新的工作很令我开心满意。花了几个月适应环境，搬家，入职学习等等，终于初步稳定下来。希望之后能渐渐找回写作状态。
古人说过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高度全球化的今天，生活就像接连不断的离别。没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你又会在哪儿，把握命运像一句玩笑。离别的频率如此之高，让我们丧失了追求友情的勇气——每一段新收获的友谊，都预示着不远将来一场惨痛的离别。
与此对应，古人也明白他乡遇故知的欣喜。同样拜全球化所赐，因所谓的经济集群效应（cluster effect），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少数大都会周边。高度流动性的现代生活，并不真是让渺小如分子的个体在平平的地表做简单布朗运动，而更像在几个超级都会间的往返震荡。对于美国，最大概率正是在纽约和旧金山两大都会间徘徊。每徘徊一次，比起古人，你都有更大的机遇bump into你的旧友。
今天写一写来旧金山后与两位多年未见的老友相聚的事情。
（一）老同学Jane
Jane是我高中和大学本科同学。她的人生非常精彩，Jane是个优秀理科生，但志趣十分广泛。在美国读完博士之后，竟然跑回国内去北影学了一年电影摄影，后来在北京和瑞士工作若干年，其间在北京南锣鼓巷和人合伙开过咖啡馆。几年前Jane回到美国定居湾区，创办了一家相当成功的startup。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其他同学对她的事迹有所耳闻，但至少十五年没和她见过面。年少的朋友中年再聚，中间隔着我们的半个人生，大家都经历太多，也可能变化太多。所以，我也有些不确定再见面彼此会感觉如何，能谈得来吗？
不过真的是让我惊喜，根本没有想到我和Jane会一下子就有这么多的共同话题，远远不只是忆旧——Jane和我一样关心当下的美国社会正义问题。近些年来美国社会发生的那些事情，川普，女权，医改，全球变暖，等等等等。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凡是平日真的关注政治的人，都知道在平时和人交往中常要小心注意避开这类话题，因为非常容易引起不必要的不快，所以真正能找到一个“自己人”，那种兴奋很难描述。然后这位自己人又是你年少时的故旧，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第一次见面，我们就从中午聊到下午聊到晚上，Jane请我去她家和她母亲一起大家包了饺子饱餐一顿。Jane的先生是伊朗人，正出差在外，家里有个酷似维族人的可爱小朋友。
两个星期后，Jane又邀请我和家人再去她家参加他们夫妻俩办的一场小聚会，品尝他们制作的波斯式羊肉泡馍和甜食。Jane的先生Youssef小时候伊朗革命后全家逃亡到欧洲，后又辗转来到美国，目前在斯坦福大学高就，担任医学方面教授——伊朗裔很多在美国行医，所以川普政府针对伊朗的禁穆令对美国的医疗健保行业构成打击。当天来的还有斯坦福的著名伊朗问题专家Abbas Milani老师——一位慈眉善目的波斯老大爷，年轻时是伊朗马克思主义者、毛派（没问现在还是不是），革命前就蹲过国王的监狱，革命后显然新政权也不能容他，于是逃到美国，去年刚出版了研究伊朗巴列维国王的专著《The Shah》。这二位都是本地波斯难民社区的中坚人物。
聚会头一天听说Milani老师会参加，我紧张了一阵。之前自学过一点伊斯兰相关知识，但基本忘光了。万幸的是我熟读过一本普及读物：Perry Anderson和Suleiman Mourad两位学者以对话录形式写的《Mosaic of Islam》（强烈安利此书）。拿出来把重点章节复习一番，尤其仔细查了各单词到底如何发音。
还真是太管用了，当天谈到的基本问题书里都有提到。大伙对我表扬鼓励了一番：哥们不错啊，还知道萨拉丁（不是神灯的那个）。。
中间有些具体问题我和Milani教授有点争论。比如当代萨拉菲主义和西方殖民的关系问题。我自己不可能对这样大的问题有什么研究，我的看法基本来自于Mourad教授在《Mosaic of Islam》一书中的论述。
我问Milani老师现在伊朗政府是否允许他回国。他说，回去是允许，但要再出来就不允许了——伊朗政府认定他是CIA。Youssef也同样无法回国，虽然他仍然有亲戚在国内。想一想这种做法毫无道理，他离开时只是个孩子，和他较什么劲呢？他们谈了很多伊朗现状：伊朗社会形态奇特，是个layered society（分层社会），政府和宗教人士看似有绝对权力，却对社会仅有浅层控制，整个世俗civic society不但存在而且极其强大极其liberal。年轻人普遍性解放，女孩高中毕业没谈过5个男朋友都算loser，伊朗伊斯兰共和国（Islamic Republic of Iran）被大家戏称为伊朗情色共和国（Erotic Republic of Iran）。文化方面也是如此，例如，民间有大量地下rap歌手，同时伊朗有很活跃的技术社区。看来伊朗政府对民间的控制远弱于另外一些国家的情况。
我又问到两年前英年早逝的伊朗裔女数学家、斯坦福大学数学系教授、菲尔兹奖得主米尔兹哈尼——她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是我这一代人中最优秀的数学竞赛参与者（两次IMO金牌满分）和数学家。
他们说波斯流亡社区视米尔兹哈尼为女神，但很可惜双方并无接触。一来她平时潜心学术，交际不多，二来她出于很容易理解的原因不便和流亡社区来往：米尔兹哈尼是本科毕业后来美国留学并移民的伊朗人，父母都在国内。这是另一个美国波斯社群，和Youssef所在的社群在人种、文化、原属地等等方面没有任何区别，却被政治的高墙隔开而不能往来。
见到Jane，不但他乡遇故知，还帮助我认识了新的朋友，接触了美国多样性的新维度，真是喜上加喜。
（二）Todd大叔
Todd大叔和我在网上认识10年。他是在09年我刚上推特时认识的第一个美国本地人。
Todd住在东湾伯克利大学附近小镇，美国白人，在底特律长大，大学毕业，小学教师，多年从事对自闭症和多动症儿童特殊教育，刚刚退休。
虽在网上认识多年，但因相距遥远，现实中我们并未见过。这次来到湾区有了相聚的机会，即是故知又是新知，其中欣喜是没有internet的古人所无法想象的了。
我能在网上结识Todd是因为他对中国有兴趣。他大学期间开始学中文，断断续续坚持到现在。能读和说一些基本东西。他对甲骨文很有兴趣，家里放着甲骨文字典认字玩儿。
观点上，Todd是典型白左。但经历又很非典型。小时候他住在黑人区，有很多黑人朋友。上学时认识不少黑人同学成绩不错，但因为家境不如他所以没机会上大学（比起超高学费的现在，当年白人中产家庭孩子上大学并不困难）。
因为美国社会的高度种族隔离，哪怕是“白左”，一般来讲也并没有什么和少数族裔一起生活的经验。Todd的经历使他对少数族裔的苦难有切身体认，所以在反歧视反仇恨方面极其坚决。
Todd从年轻时就对中国有兴趣，了解中国的程度在美国一般人中很罕见。他曾经在76年和84年两次来华，家里还有84年老舍夫人送他的现代汉语辞典。不过更有意思的是76年，当时美中友协组织的访华团，来的时间很巧正是四月初，在北京一下飞机就一头扎进一场革命。四五运动Todd全程现场经历，天安门各种场面全看见了。他记得有群众非常激动，对着这群外宾指天发誓：谁也不能阻止我们热爱周总理！！！他们急忙澄清：绝无此意～
在那之后访问团又被拉去山西大寨，曾观摩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
他对中国那段历史很感兴趣，问了我不少毛、邓和华国锋的问题。比如，毛发动大跃进是不是因为周围人报喜不报忧，他被忽悠了？我说毛没那么无辜，报忧的人是有的，彭德怀就是典型例子。只是然后又怎样了呢？他又问华国锋到底如何，我说这人还不错，g党对他不公平。聊到这些内容我英文不够用，有些概念，比如“定性”，不知该如何表达。
Todd离婚独居，有一儿一女在当地工作。最近又找了个女朋友。女方有女儿在上中学，他们计划等孩子上大学后搬到一起。
这两年美国发生的各种事情，我们谈了很多。我说，我之所以来美国，就是因为美国是我心中的灯塔。而川普的出现，对我的信仰是个很大的打击。Todd说，他感到实在抱歉，美国人没有能够做好，辜负了大家的期望。我说，但是很奇怪，当年抱着对灯塔的幻想，下定决心要做美国人来到这里。后来幻想破灭，好在有幸和美国各族裔正义人士一起参与了反对川普、拯救美国的抵抗斗争。不敢说自己的行动有何效果，这种经历倒真的改变了我自己的心理，如今我真的觉得美国就是我的国家，I really care about this country。
我们在他家附近一个自然公园里边走边聊。这里群山环抱着小湖，可步行可骑车。沿山间小道上上下下绕湖一周需四个半小时，真是好山好水好地方。这样的景观在处于两大板块夹缝地震带上的加州随处可见，像密集的珍珠一般点缀着太平洋海岸线。人间天堂如果真的存在，那就是如此了。
我爱加利福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