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接近三月八日，直男癌们不甘心女权主义者庆祝节日，腾讯大家发了一篇作者为北师大讲师田方萌的奇文《女权主义者错在哪里》，其内容如蜂窝煤一般充满嘈点。 好在昨天王笑哲的文章《反女权主义者错在哪里》已经对该文大量荒唐之处给出了高水平的、针锋相对的回应。
我这篇文章则集中谈一下田方萌文章体现出的学术诚信方面的严重问题。
女权主义作为一种出现较迟的思潮，并不指望一上来就获得所有人的认可，而是非常愿意通过诚心诚意的辩论说服他人。但田方萌作为对手方倒似乎难以做到这点。为了证明他的反女权观点，田对一位日本学者研究日本少子化问题的著作进行了荒唐的引用和匪夷所思的断章取义。
田之所以提到日本少子化，是为了反驳作家侯虹斌的一个看法。按田文：
“再举一例。专栏作家侯虹斌这几年一直很活跃地鼓吹女权，去年她发表过一篇《无性无欲的日本给中国什么启示》。此文将日本的低结婚率和少子化归结于‘男女不平等的传统文化’，如不鼓励女性读名校或工作，女性职场地位很低等。不投入工作的女性必须依靠男性养家，而不少收入较低的男性又养不起家，只好选择不结婚生子。她由此感慨道：归根到底，还是应该让男性女性，可以无差异地享有‘工作权’。作者在文中还强调说‘调查结果才更能说明普遍的问题’”
之后田文引用了仙田幸子的著作来试图对侯虹斌进行驳斥：
“我们就来看看日本专家就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
六十年代出生的女性是第一批经历少子化的日本人。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的副教授仙田幸子（Yukiko Senda）在2015年就这批女性的事业和生育历程出版了一本英文专著。根据她的研究，日本女性少子化不是因为传统的两性文化，反而是因为打破了那种文化。
八十年代，日本立法禁止性别歧视，呼吁公众关注性别平等。社会制度和风气的改变使女性在工作和婚育方面有了更多自由，她们纷纷谋求职位，选择晚婚少育，甚至不婚不育。当年轻时赚钱消费的女性决定产子时，她们已经接近生育年龄的上限，不少人想生孩子也生不出来了。与侯虹斌的解释相反，低结婚率和少子化正是因为女性拥有了更多工作权利。”
读到这里，如果对日本少子化问题有关研究不甚了解，大概就会以为仙田幸子老师的那本专著真的如田方萌所描述的，论述了日本女权的进步导致了少子化。
这是无耻的、匪夷所思的断章取义。
对日本（还有韩国）少子化的研究汗牛充栋，但主流学界对其基本原因的看法高度一致：概括起来正是侯虹斌所说的：职场男女不平等，对已婚已育妇女歧视严重——只不过对这种不平等的具体细节和作用方式有各类分析。
至于女权主义与少子化的关系，学者们的确也有共识：越来越多的妇女之所以能够在职场获得比以前更多的机会，和日本女性开始自强，驱动社会风气走向开明，以及八十年代开始落实的一系列平权政策有关。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和田方萌不同，他们强调的重点则在于：传统的日本男权社会并未跟上妇女自强进步的步伐，无论是工作妇女的配偶们，还是仍然为男权控制的大企业均未做出应有的努力帮助走向职场的妇女。前者仍然顽固拒绝分担育儿义务（在日本全职父亲难以想象、不可接受）；后者则拒绝为负有养家义务的员工提供方便和体谅。
这种情况导致了工作妇女面临家庭、事业二选一的难题。如果要结婚育儿，就最好辞职，因两者兼顾的辛苦和压力超过正常人能忍受的范畴。如果想保住职业前景，就不能结婚、至少是不能生育。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妇女选择了后者，不断推迟结婚生育年龄，甚至干脆不婚不育。少子化问题由此出现。
而仙田幸子老师的专著讲的也正是这个内容。其论文共分六章，除去第一章简介和第六章总结之外，第二、三章讲的是日本社会的变化促使更多妇女走向职场，第三、四章讲的是日本职场对已婚已育妇女的不友好如何导致部分妇女放弃婚育。
对照田方萌对这本著作的引用可以看出：书中一半内容（第三、第四章）在他的描述中完全消失；而另一半内容（第一、第二章）也被歪曲。
例如原书提到，日本社会陈规认为妇女应在二十多岁生育，而这一陈规并未随妇女进入职场而改进。所以当不少职业妇女进入三十岁之后，从生理上看，仍然是生育的合适年龄，但受社会陈规影响，干脆放弃生育。这些内容在田方萌的描述中完全没有被体现。
可以说，仙田幸子的专著，是完全符合并支持侯虹斌观点的——作者本人更是明确提出职场应该为雇员事业-家庭平衡提供方便。而田方萌通过大肆歪曲将专著内容概括成女性平等导致日本少子化。
或许田方萌敢拿这本书误导大众，是因为其书名叫做《日本六十年代出生妇女的职业与生育——一种无意间引发低生育率的生存经历》。这里的“生存经历”一词英文为“life course”，不了解的人表面看上去，会以为这是在说把低生育率归因于这批妇女做的什么生活选择。
实际上，“life course”是社会学理论中一种专门的研究方法论，指的是通过详细调查当事人的生存细节发现线索，弄清他们在社会大背景下做出某些行为的原因，以及这些行为反过来又造成了什么影响。这种学术方法完全不含有先行认定所发生之事应在道义上归因于任何人的具体行为的意思。
但田方萌本人并不可能被标题所误导。因为从他的行文显示，他阅读了这本书——虽然恐怕只阅读了此书的第六章总结部分——他对此书的一些描述很明显来自对第六章原句的直接翻译。
田方萌对学术著作的歪曲，已经远远超出了观点分歧，进入了学术诚信问题的范畴。不得不问一句，某些反女权知识分子，为何连基本的学术诚实都做不到呢？
通过这一点，我们又能观察出主流正常学术界和田方萌一类直男癌伪学术分子对同一问题不同归因反应出的价值思维差别。
正常学术界将少子化归因于工业界不能善待女性、不为有家庭的员工提供方便，并呼吁这方面的政策改进。这是因为一般学者充分接受妇女和男人一样有权参与工作。而田方萌们则埋怨，就是因为妇女能出门工作了才有这么多麻烦。这是因为他们心目中最好的解决方案是：迫使妇女回到家庭成为生育机器。
你被侮辱歧视不是你反抗的理由，而是被进一步侮辱歧视的理由。
其实，这样的奇葩观点在中国男性知识分子中并不罕见。平时自诩为开明开放，一提到妇女问题，就露出了中世纪思维的塔利班嘴脸。
下面作为附录，本人完整翻译仙田幸子老师原书第六章、即对全书总结部分。从仙田幸子老师自己的总结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她先前各章写的到底是什么内容，她对少子化问题又持何种看法。这是一本优秀的著作，能够清楚的看到作者的社会关怀。
日本六十年代出生妇女的职业与生育——一种无意间引发低生育率的生存经历
仙田幸子
第六章 总结
比起前辈，六十年代出生的（后简称“六零后”）日本妇女在职业生涯和结婚生子的权衡中更倾向前者。如第二章所示，六零后妇女是第一波因延后怀孕而造成低生产率的人群。一方面，她们在二十-三十岁间试图怀孕的比例大为降低，而这一比例在她们三十岁以后也未提升。可以说她们丧失时机；她们三十岁前没有生育并开始相应的（全职家庭主妇）生活阶段，而一旦超过了社会认可的开始这一阶段的最佳年龄之后，她们干脆放弃了。尽管这一（成为全职主妇的）年龄段比前辈有推迟，但六零后妇女的生育行为仍被当时社会成规施加的期限所左右。六零后是生育极为低潮的一代人。
（全职主妇）生活阶段的延后，使坚持工作的六零后妇女比前辈获得的社会认可度更高。所以，为了解释这批妇女生殖行为的变化，第三章研究了她们的职业行为。六零后妇女经历了一场工作和家庭的新平衡。在八十年代，日本批准了“全面消除对女性歧视公约”并通过了“平等雇佣机会法”。此时六零后一代妇女年方二十，时代的潮流在推动改变职场传统的歧视性劳动环境走向性别平等。这类变化给了妇女实在的延长职业生命的机会。之后，“平均寿命80”和将晚育的标准提高到35岁放松了年龄方面的陈规。其结果是，晚婚或不婚成为了切实的选择。首次婚姻的平均年龄提高了，30多岁仍然未婚的妇女不再罕见。生育年龄也推迟了，母亲首次生育的平均年龄接近三十岁。就这样，前述的社会条件变化给了妇女选择生活路径的更多自由——既包括工作到何时，也包括何时结婚生子。
第四章指出，在日本职场现行体制下，女性员工几乎全部被分入“一般职”（在日本指从事日常琐屑工作并不具有上升前途的职位）。尽管雇主只期待她们短期工作，她们自己（大部分）也未曾想过长期上班，仍然有不可忽视数量的妇女工作多年。这部分妇女往往被职业发展所驱动——例如有的被委派更重要的工作。然而，只有单身妇女才能获得这类机会。如果一位妇女一直单身，她们就有机会留在舒适的工作环境并被委派回报较高的任务，拿到单身生活绰绰有余的薪金。一项近期研究（Ouchi 2014）表明，对于女性“综合职”（在日本指与“一般职”相对的，给予晋升前景和上升空间的职位）员工，情况也是如此。Ouchi指出，只有单身女性、至多是结婚未育女性，才能和男性同事获得同等晋升机会。对女性员工来说，婚姻和生育状况——尤其是前者，决定了她们的职业机会。在这种条件下，她们并无结婚动力。Kawaguchi(2005)通过分析“日本消费者调查”数据发现，在薪金方面，一旦妇女结婚生子，就会极大受损。尽管因生育造成薪金下降在不少发达国家仍然常见，但因结婚而受损则很不寻常（Kawaguchi 2005:53）。婚姻本身之所以会造成较大薪金损失有可能和如下事实有关：结婚与否决定了妇女在职场被分配何种工作，再进一步影响到职业发展。
然而，大部分妇女，包括仍在工作中的，还是结了婚并在决定生育后辞职。这是因为在工作的同时养育孩子一如既往的困难。第五章描述，如果都要全职工作并养育孩子，配偶双方即便各自调整工作安排、减少家务、利用托儿机构，也只能一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同时支撑工作和家庭压力极大，极耗体力，对配偶双方身心健康均有损害。尽管他们（被采访者）对这种生活方式总体知足并愿意坚持，偶尔也会示弱，产生“干不动了”、“怕是坚持不下去了”之类的想法。
总结起来，六零后一代出现了“以工作为中心”的一批妇女。她们不婚不育，坚持全职上班。值得指出的是，六零后妇女的大部分仍然以家庭为中心。她们结婚、生育、辞职（之后又作为临时工重新进入职场）。也有一小部分“工作家庭两不误”的妇女在设法一边全职工作一边育儿，但她们不是六零后妇女的典型。相比之下，五零后或更早一代妇女绝大部分采取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她们中也有人采取边顾家边上班的做法—在九十年代，已婚妇女约有两成继续上班。相比之下，在这些老一代妇女中“工作为中心”（并不婚不育）的非常罕见。从六零后出生一代开始，首次有相当数量的妇女加入了这一群体，其生活方式开始被社会所接受。
值得注意，六零后一代妇女并非一开始就按生活方式分成三类。实际上，在八十年代，她们一开始都会参加工作，只是在后期才根据面对的不同情况作出了不同选择。所以，起初她们都是“工作中心”。因为社会风气开始变化，她们需要自行决定以后的生活道路—甚至何时作出决定，也由她们自行决定。毫不意外的，结婚和生育被推迟。
工作－家庭平衡的生活方式在六零后一代妇女中仍不占主流。日本八十年代中期反性别歧视的立法和舆论转向可能促使了不少妇女进入职场，但当她们考虑婚姻和生育问题时，会发现现实仍然是：没有足够的措施帮助她们实现家庭和事业的平衡。能够同时工作和育儿的妇女，除非碰巧拥有某些有利条件（Abe 2005），就必须付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Nozaki 2011)(本书第五章)。
更何况，就算通过努力，实现了家庭－事业平衡，其事业仍会因无法像公司所要求的那样工作投入而不同程度受损。这是为何家庭－事业平衡型生活方式对这一代妇女仍然不具有吸引力。如果她保持单身，事业就能不断上升，但一旦有了孩子，就会感觉比起坚持在职场挣扎，还不如直接回家。由此，公司在“快速上升途径”外，还应提供“体面前景途径”。否则，人们就会因为过于忙碌而停止生育。
更年轻世代妇女沿袭了六零后一代的生活选择。结婚率和20－30岁妇女生育率继续下降，但最近30－40岁及40岁以上妇女的生育率略有上升，这说明妇女仍在不断推迟生育。因为生理因素的影响，高龄产妇更容易不育和流产，这一推迟将导致目前少子化趋势难以扭转。本书中描述的六零后一代的生存体验，对于日本或面临类似问题的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一课。